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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十年·职业精神 那些冲在一线的天使们

时间:2020-03-03 00:12:16
开篇语

  十年前的春天,SARS突如其来。在这场“遭遇战”中,中国社会经受了巨大的考验,所有人用充满了期待和依赖的目光关注着医生,关注着医院,关注着整个医疗卫生系统。

  面对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广大医护人员像战士一样迎着危险挺身而出,医疗卫生系统如同战时一样全体动员紧急应战……在与SARS抗争的几个月里,医护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医疗卫生系统收获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SARS过后,医疗卫生系统迎来了快速建设、快速发展的十年,更为重要的是,SARS的惨痛教训,促使政府的执政理念发生了改变,个体的生命和健康权利更加受到重视。

  回顾十年,我们并非只是对过去进行简单地追溯,而更期望能够从中再发现能对现在和未来有所启迪的东西。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警醒与反思,才是对那段历史最大的尊重。

 

 

  十年后,再谈SARS疫情,医生们的叙述分明在说,SARS疫情肆虐后留给他们的,是深深埋在心底的对生命和情感的珍惜。

  任在方用医生和患者的双重体验写了一封《中日友好医院主治医师任在方致非典患者的信》,鼓励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当时,任在方的病情还很严重。他每写一会儿,就要回病床去吸一会儿氧。

  镜头拉回到10年前的2003年。

  4月2日,中日友好医院ICU病房收治了第一位SARS患者。

  4月3日,医院急诊科设立疑似SARS患者诊室和观察室。

  4月6日,急诊科成立SARS隔离区,一线工作人员在综合楼集中住宿。

  4月7日,中日友好医院主治医师任在方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进入了SARS隔离病区,当时和他一起进入病区的共有4名医生。任在方上前线了,他没告诉家里,怕家人担心,更怕自己带着杂念去战斗。

  任在方进入隔离病区工作后,急诊科平均每天都要收治二三十位发烧病人,急诊大厅里不得不摆满了病床,可没有两三天工夫,二十几张病床就全部住满了。“常常连续工作三十几个小时不能休息,体力透支很严重。”任在方说,当时在隔离区采取的防护措施很简单,带了三层口罩,两层一次性口罩中间加一层纱布口罩。晚上自己把口罩洗了以后,再放进微波炉里转一转,消消毒。

  4月21日,任在方病倒了。此前,医院已经病倒了6名医务人员。在所有被感染的医务人员里,任在方在一线工作的时间最长。“之前总怕自己被传染上,等真住进了隔离区,心里反而‘踏实’了。”任在方说,他被感染后,第一件事就是建议医院把和他一起进入隔离病区的另外3个人马上撤回来,然后派更多的人增援。“尤其在医院改成SARS定点医院以后,排班制度更要科学合理,这样才能尽量避免更多人因为疲劳作战、抵抗力下降而被病毒感染。”

  对于自己的病情,任在方始终瞒着父母,不敢给家里打电话。“父母的电话打过来时,如果我感觉这口气能捯上来,就接,觉得不行,就等稍微好一点儿再打回去。”任在方说,自己是急诊ICU里唯一一个能下地活动的病号,所以经常会去看看生病的同事,和他们聊聊病情。“生病的时候,最难过的就是孤独。如果有人过来跟你说句话,你会觉得特别亲切和感动。那时候才觉得从病人的角度去看,医务人员真的很重要,很可爱。”

  确诊患上SARS后,任在方在急诊ICU病房里住了18天。18天里,共有4位病人不治而亡。其中,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27岁的年轻小伙子,极度不配合治疗,非常狂躁,总是自己摘下氧气罩,挣扎着叫喊说喘不上气来。而感染SARS的病人,本来就会因为肺部有效呼吸面积减少导致供氧不足,不好好吸氧更会加重病情。

  这让任在方整晚睡不着觉,于是,他用医生和患者的双重体验写了一封《中日友好医院主治医师任在方致非典患者的信》。在那封信里,任在方写到,SARS作为一个全新的病种,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特殊疾病,在为患者带来病痛的同时,也为医护人员的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同时也向患者承诺,“您在我们病区将得到我们力所能及的最高质量的医疗和护理。相信在我们付出的努力和您自己信念的支持下,您的身体会很快得到恢复,您会很快回到自己亲人和朋友身边。”在那封信里,任在方建议和请求身处特殊病区的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因为愉快的心情、平和的心态以及必胜的信念将会提高机体免疫力。

  写这封信的时候,任在方的病情还很严重。他每写一会儿,就要回病床去吸一会儿氧。

  SARS病人喷出的痰液瞬间遮住了麻醉科大夫张京华的护目镜,而此时的张京华竟然不假思索地摘下了护目镜,继续操作。在那种情况下,“也许明天,他就会倒下,甚至死去”。

  SARS疫情期间,重症监护病区是中日友好医院最危险的地方。临危受命的病区主任刘鹏放弃了轮休机会,连续两个月住在隔离病区,被同病区的医护人员称为“刘铁人”。医护人员的陆续倒下,让医院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就像上战场一样,每个人都有恐惧心理,尤其是在不清楚传播途径的情况下。病源究竟是什么?通过什么渠道传染?一切都是未知数。”刘鹏说,那段时间的每一天都如履薄冰,但自己必须装作若无其事,因为医生的责任在那里,只能向前走,不能向后退。

  在重症监护病区,给病人做气管插管成了最危险的工作。为了准确完成插管,医生需要尽可能地靠近患者,而患者在受到刺激以后就会剧烈咳嗽,大量病毒也会随着痰液飞出。刘鹏说,在一次给病人做插管的时候,病人喷出的痰液瞬间遮住了麻醉科大夫张京华的护目镜,而此时的张京华竟然不假思索地摘下了护目镜,继续操作。在那种情况下,“也许明天,他就会倒下,甚至死去”。

  当时,住在重症监护病区的北京某高校学生小孙连续多日高烧不退,生命垂危。小孙很少讲话,只要醒着,就在看书。刘鹏实在心疼这个孩子,有一天查房时把书从他手中抢了过来,谁知小孙竟说:“叔叔,您就让我看吧,也许我看不了几天了。”(下转第3版)(上接第1版)

  身穿“猴服”的刘鹏拉住小孙的手开导他、鼓励他。由于戴着3层口罩,只能连喊带比划。

  刘鹏说,医护人员走进SARS病区,都要先穿好18件行头,至少得半小时。医务人员不敢多喝一口水,甚至戴着尿不湿在工作,很多人因此感染了泌尿系统疾病。防护手套里里外外戴了3层,时间一长,手都泡肿了。

  北京小汤山医院是当时全国最大的SARS定点医院,共收治了680名从首都几十家医院转来的患者。来自全国的1200名医务人员分3批进驻小汤山,南方医院感染科医生郭亚兵是其中一个。“说实话,当时心里也很忐忑。那时候被调去小汤山,感觉真和上战场差不多。我最佩服的是科里刚毕业的年轻小姑娘,接到命令就出发,真不简单。”

  虽然之前已经在SARS病房工作了一个多月,但来到北京后,郭亚兵还是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紧张。“到达小汤山,第一件事情是去仓库运物资。医院建成封闭后,没有搬运工,口罩、防护衣,种种一切,都靠医务人员自己扛回病区。”郭亚兵回忆说,接收患者的那天晚上,闪着蓝灯的救护车如同一条长龙驶进小汤山。一个个患者不断地被从车上运进病房,这一场景她至今难忘。

  “SARS急匆匆地来了,又急匆匆地走了。医务人员在其中的付出,可能早已经被人们忘记。”回眸10年前的那场SARS灾难,刘鹏说。

  5月28日是出院的日子,在离家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吴曦下车了,她想自己走走。路过报摊,吴曦看到一份报纸上醒目的大标题写着“亲爱的王晶,你走好”。吴曦说,自己当时就崩溃了。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始终处在抗击SARS疫情的最前沿。当时在急诊外科工作的24岁的护士王方本可以避开与SARS直接接触,可看到急诊“天井”里来输液的发烧病人日渐增多,她就帮助治疗班的护士,扎输液、抽血、吸氧,几乎一刻不停闲。“我们组一共10个人,有4个病倒了。医院急诊科一共有76名医护人员,最终病倒了23人。”

  王方染上SARS后,病程发展得很快。她高烧不退,体温总在40℃左右,胸片结果显示,她的双肺除了肺尖没有感染外,其余部分已全部被SARS病毒侵蚀。到了第8天,她病情逐渐加重,呼吸困难,只能靠呼吸机辅助呼吸。王方说,院里决定给她上呼吸机后,急诊科护士长徐国英对她说:“给我一晚上时间,我来教你配合呼吸机。”“徐护士长在我床边教了整整4个小时,她说呼,我就呼;她说吸,我就吸。当自己也成了病人,我才真正体会到病人的那种无助。”

  在王方治疗期间,医院一共为她下了3张病危通知单。激素抗炎药大量使用,药物的副作用使她呕吐不止。她清楚地记得一位医生对她说:“你放心吧,你一定会挺过去的。我还没见过这么年轻的人会死在SARS上。”后来,已经不能说话的她用笔在纸上写下了4个字:勇敢、必胜。

  接触SARS患者时,口罩、手套、护目镜、专用隔离衣都是必要的防护装备。但在当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吴曦并没有这些。身在一线的她和同事们已经意识到了危险,开始在口罩里垫上一层层的纱布,在房间里点起医院发放的像蚊香一样的消毒片。“现在想想,那些防护措施是多么可笑。”

  刚开始,吴曦每天都走路回家,但没过几天,医院规定不允许回家了。

  4月21日,吴曦也染上了SARS。吴曦不知道自己是第几批病倒的,当时急诊病房早已经满员,她和新病友住进了后来腾空的儿科和肾内科病房。“之前有医护人员感染时,我们还给她们买贺卡,买吃的,但到我自己生病的时候,大家的心态已经完全变了——开始是照顾同事,后来是人人自危。”

  4月23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被隔离的前夕,吴曦想到急诊室去拿几套输液器,却被见到的景象吓着了:急诊室空无一人,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病历被风吹得满地都是。吴曦说,自己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失控,感觉到了什么是恐惧。她匆匆拿上一小袋输液器、两身病号服,转身离开。

  吴曦后来被转到北京胸科医院继续治疗。5月28日是吴曦出院的日子,在离家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吴曦下车了,她想自己走走。路过报摊,吴曦看到一份报纸上醒目的大标题写着“亲爱的王晶,你走好”。吴曦说,自己当时就崩溃了。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我还记得那天王晶跟我说‘你给我一只表,我试试,好像有点儿烧’。我跟她说,‘你可别吓我呀’。她真的发烧了,就穿着那身白大褂,住进了隔离病房。”

  吴曦说,SARS已成为烙在她心里的一块不能碰触的伤疤。她从染病那天起,就在笔记本上记录自己每次的治疗情况,和每时每刻心里想说的话。出院后,这个本子她再也没有翻开过。“可能再等10年吧,你再来采访我的时候,我可以把它送给你。”

  “虽然我现在还带着SARS留给我的伤痛,但当有人问我是否后悔选择护士这个职业时,我依然会坚定地回答,不但不后悔,今后我还要用更高的热情去践行为病患服务的誓言。”

  在病倒40多天以后,王方终于从死亡线上走了回来。但大剂量、长疗程地使用激素,让她的7个关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缺血和坏死,双肺也形成了毛玻璃样的纤维化改变。

  2006年6月,就在王方刚刚可以自己站起来的时候,她回到了医院。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医院领导给她安排了一个较为轻松的岗位——门诊叫号,但这却让王方有一种使不上劲儿的感觉。于是,她3次递交申请书,强烈要求再次回到自己热爱的急诊科护理岗位。王方的原因简单明了:急诊科对病人的帮助更直接。拗不过王方,医院同意了她的申请。

  在康复时期,王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转正申请书中,她写道:一场灾难已经耽误了我两年的时光,难道还要让它的余震影响我的一生吗?不,这绝不可能。因为我还年轻,现在正是要我回报祖国、回报社会的时候。

  2007年,王方被评为“首都十大白衣天使”。当选后的她说:“虽然我现在还带着SARS留给我的伤痛,但当有人问我你是否后悔选择护士这个职业,我依然会坚定地回答,不但不后悔,今后我还要用更高的热情去践行为病患服务的誓言。”

  “我再也不想住院了,再也不想看到病床了。”这是吴曦在痊愈出院时唯一的想法。然而,随即她却不得不接受身患后遗症的现实:股骨头坏死1期,面积C。直到2006年,吴曦才离开了小汤山医院。“回家以后,我感觉自己已经完全脱离社会,就这样被边缘化了。”

  “回来上班吧。”同事的一句话,对于吴曦而言,犹如黑暗里的一线光。重返医院后,吴曦在医务处帮过忙,做过院长秘书,2009年年底到客户服务部工作。吴曦现在的工作就是每天接触门诊病人,解决各种门诊纠纷。她对患者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您的问题我能理解,我能解决的一定都会帮您解决,实在协调不了的也希望您能谅解”。

  吴曦回忆说,刚开始上班的时候,自己根本没法和人正常沟通,甚至打电话之前都要事先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拿起电话就照着念。但如今,只有在阴天下雨的时候,还有接受采访的时候,她才会想起,“哦,我曾经是个SARS病人”。

  2002年11月,当首批SARS患者在佛山出现后,时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科副教授的邓子德在救治病人的战斗中被感染。感染他的正是被人们称为“毒王”的周某——他传染了上百人,其中大多数为医护人员。

  平日里喜欢以诗言志的邓子德在备受折磨的日子里留下了不少诗篇。看着窗外淅沥的春雨,想着肺部难消的阴影,邓子德用手机短信写下了一首小诗:“救死扶伤闯险关,艰辛历尽意未残。矢志从医言不悔,一朝为病更知难。他日还我强健体,再度悬壶百姓间。”

  邓子德说,一个医生在没有体验过患者角色前,治疗病人采用的是专业的医疗技术和理性的分析,这难免会让人有“冰冷”的感觉。亲历SARS疫情后,他更能体会病人的痛苦和不易。“现在遇到病人发脾气,我能报以包容的态度,也更容易被病人只字片语的感激所感动。”

  如今,身为国家传染病应急管理专家的邓子德,还是中国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负责医院感染控制方面的工作。在引发全国瞩目的“齐二药亮菌甲素假药事件”中,他最先怀疑是假药并立即停止使用,并马上打电话报告,同时采取补救措施,使得假药危害没有进一步扩大。

  “做医生就要毫不犹豫地选择维护病人的利益。无论社会舆论的风向如何变幻,医患关系如何变化,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不会改变。”邓子德说。(本报记者曹 政对本文有贡献)

 

 

  抗非人物

  钟南山

  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他对SARS病原为衣原体的结论提出质疑。在他的倡议下,广州多家医疗机构与香港大学联合攻关,2003年4月12日,得出了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极可能是这次非典型肺炎的主要病因的研究成果。4天后,世卫组织正式确认这一结果。根据临床实践,他总结创造了一套SARS诊断标准、治疗方案和出院标准,为广东省乃至全国的抗非典斗争作出了杰出贡献。

  姜树椿

  解放军302医院教授。2003年3月,本已到了退休在家享清福年纪的他,因为SARS肆虐,又站了出来,亲身试验,用抗病毒疗法救助了很多病人。

  邓练贤

  “既然选择了做一名医生,就意味着付出”,这是邓练贤常说的一句话。他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科副主任。2003年2月1日,因抢救病人被感染。4月21日,53岁的邓练贤光荣殉职。

  叶  欣

  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急诊科护士长。在抢救非典患者中不幸受到感染,经抢救无效,2003年3月24日,46岁的叶欣光荣殉职。

  陈洪光

  广州市胸科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他亲自为100多名危重SARS病人插管上呼吸机。2003年4月16日,陈洪光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5月7日不幸殉职,年仅39岁。

  丁秀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2003年4月14日被感染,5月13日凌晨去世。最后的日子里,躺在病床上,她想到的仍是如何指导医护人员,关心安慰其他病人,并详细地将自己的患病感受、病情发展情况记录下来。

  王  晶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当医院出现首名非典患者时,原本负责临床护理教学任务的王晶,主动向医院领导要求进入非典病区。2003年5月27日,在与非典病魔顽强抗争了40多天后,32岁的王晶永远合上了双眼。

  梁世奎

  山西省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工作中不幸被传染。2003年4月24日,梁世奎光荣殉职,终年57岁。

  李晓红

  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内二科主治医师,工作中被感染。2003年4月16日,终因抢救无效,以身殉职,年仅29岁。

  张积慧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长。在与非典斗争的日日夜夜里,她写下了感人至深的《护士长日记》,真实记录下一场特殊战役中白衣战士的临危不惧、舍生忘死,读来催人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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